■ 祝尔娟
2014年《京津冀蓝皮书》发布会日前在京举行。京津冀城市群目前的规模结构具有城镇化提速、中心城市人口郊区化、城镇体系呈“哑铃”型、人口分布呈“倒金字塔”型、区域内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等突出特征;空间结构特征表现为“双核”极化效应依然明显、城市间经济联系在加强、新城承接中心城市人口与产业的功能正在逐步显现、异地城镇化特征明显等。目前京津冀城市群仍处于组接阶段，存在超大城市高度集聚、中小城市吸纳力不足，行政强势、市场弱势等突出问题。未来应重点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新机遇，积极迎接与应对京津塘廊宝区域同城效应与半小时一小时生活圈的大趋势，打破行政分割，促进城市间交融与融合。
报告认为，促进京津冀城市群空间优化与质量提升，应以谱写京津“双城记”为突破口，打造世界级城市群;优化空间结构，在“点、轴、带、圈”上实现重大突破;突出市场主导，强化空间交通、通讯、能源、水、生态的网络建设，提升城市与城市群科技文化与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城市群质量;培育新增长点，完善市域内外新城及中小城市功能，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强科学规划，完善内部协调机制。
中心城市人口“郊区化”趋势明显
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年来更是呈现明显提升的态势。2000～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平均增速为3.51%，高于3.15%的全国平均增速。而河北省的平均增速达4.99%，高于北京0.89%和天津1.04%的平均增速水平。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人口比例达到58.93%，高于全国52.57%的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和天津已进入高级城镇化阶段，城镇人口比例分别为86.20%和81.55%，超过世界较发达地区人口城市化平均水平。
根据世界城市化一般规律，城市化人口的比重接近或超过65%以后，中心城区的人口开始向郊区扩散。北京2012年常住人口达到2069.3万人，城市化率达86.2%。在1990～2000年期间，近郊区成为北京人口增长的主要区域(这10年间近郊区人口增长了240万人，增长60.15%)，远郊区人口增长相对较缓，增长率仅为12.73%。在2000～2010年期间，远郊区人口增速超过近郊区，这10年间近郊区增长率达到49.56%，远郊区人口增长率达到55.82%。从20年的整体来看，北京市人口空间分布的方向是由内向外，北京西北部海淀、昌平，西南部丰台、大兴等区县人口增长最快。北京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入霍尔城市变动模型的第四阶段，即虽然城市总人口还在增长，中心城区人口近10年来还有略微增长，但人口向郊区分散的趋势却是非常明显的。
异地城镇化为大城市管理带来压力
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共有城市35个，其中中央直辖市2个，地级市11个，县级市22个。从城市人口分布结构来看，2011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各等级规模城市人口比例显示，两个超大城市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容纳了整个地区的60.82%。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其它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人口规模呈“倒金字塔”型。不仅人口规模分布差异过大，而且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也相差悬殊，正是由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
据统计，2005～2010年，河北省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共有城市35个，其中中央直辖市2个，地级市11个，县级市22个。从城市人口分布结构来看，2011年京津冀城市群的各等级规模城市人口比例显示，两个超大城市北京和天津常住人口容纳了整个地区的60.82%。超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其它等级城市人口规模偏小，人口规模呈“倒金字塔”型。不仅人口规模分布差异过大，而且经济实力与经济结构也相差悬殊，正是由于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着明显的异地城镇化现象，主要表现为人口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小城市涌向北京和天津两个超大城市。
据统计，2005～2010年，河北省向北京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100万人左右;向天津输送的劳动力平均每年在60万人左右，且呈逐年增加态势。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河北省来京人口为155.9万人，占北京常住外来人口的22.1%;而在天津市的常住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省的人数为75.45万人，占天津市常住外来人口的25.2%。异地城镇化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河北省中小城镇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规模和水平，进一步加大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同时大量人口涌入大城市，对社会保障、资源环境、电力交通、市政建设、社会治安等方面也带来了巨大压力，使大城市的运行与管理面临严峻挑战。
京津第三产业并未明显转移
从2005年至2012年，北京新城地区除门头沟区外，第一产业占比均有下降;中心城各区第二产业占比全部下降，新城中通州、昌平、怀柔、平谷、密云5个区县第二产业占比上升，延庆县第二产业占比持平，其它区县第二产业占比下降，说明北京中心城第二产业已经向外转移;中心城各区第三产业占比全部上升，新城中顺义、通州、大兴、房山、门头沟、密云、延庆7个区县第三产业占比上升，新城其他区县第三产业占比下降，说明目前第三产业并没有形成从中心城区向新城地区转移的趋势。
从第二产业发展情况来看，北京周边的部分区县开始发挥承接中心城区工业产能的作用。从第三产业发展来看，没有出现向新城转移的态势。首先，选取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批发与零售业，近年来，新城除大兴、房山、延庆外，增速均呈下降趋势，通州、昌平、怀柔和亦庄都出现了负增长，说明中心城与新城比较，中心城第三产业中的传统行业发展得更好，没有出现向新城转移的趋势。其次，选取第三产业中的高新技术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中心城区整体上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新城区域增速参差不齐，说明中心城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础好，新城地区部分区县发展潜力也很大，但各区县情况有很大不同，也没有出现中心城向新城转移的明显趋势。
天津新城成为天津中心城第二产业的主要承接地。从产业结构变化情况来看，2005～2012年，新城各区县的第一产业比重明显下降，下降最多的是宁河县，其下降比例达到9.12个百分点;除津南区和蓟县外，第二产业的比重均有所上升;津南区、蓟县和宝坻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有所上升，特别是蓟县上升近30个百分比;除河北区外，中心城各区第二产业占比均下降，第三产业占比均上升。天津中心城和新城产业结构的变化说明，中心城的第二产业已经开始往外转移，新城大部分区县已经发挥承接中心城第二产业的作用，中心城各区第三产业发展得很好，除河东区、河北区外，占比均超过80%，但第三产业并没有出现由中心城向新城转移的趋势。
从第二产业发展情况来看，2009～2012年，天津中心城区的河东区、南开区、红桥区三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呈现下降趋势，和平区和河西区虽然总产值在上升，但从增长速度来看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河北区也只是保持低速增长。新城地区从2009年至2012年，除了西青区在2012年出现了25%的负增长，其他各区县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在这三年中均呈现较快的增长趋势。由此可以判断，新城绝大部分区县已经开始承接中心城区转移出来的第二产业。
从第三产业发展情况来看，选取传统的第三产业——批发与零售业进行分析，通过对中心城地区与新城地区的比较，中心城和新城批发与零售业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增长，但是中心城区的总量远大于新城区，从增长速度看，从2009年开始新城每年均大于中心城区增长速度。由此分析说明，作为传统第三产业的批发与零售业在新城和中心城都得到快速发展，但还没有出现从中心城往外转移的趋势。
疏解城市功能破解“卧城”困局
在以往新城的建设中，由于过于强调转移中心区人口这一目标而忽视了生活与工作配套，众多的人口、企业和休闲、娱乐、购物场所仍然在中心城集中，使得北京的许多新城变成了有业无市的“卧城”。
卫星城、边缘集团、望京新城、回龙观等“卧城”功能疏解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仅仅把它们作为市区人口疏散的工具，忽视疏散后的市民的生活需求，忽视产业的转移。这种居住和工作的不平衡，导致上班时间大量人口从周边向中心城集中，下班时，人们又从中心城向周边散去，通勤距离的大大增加，不仅增加了通勤时间，也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更加重了上下班时段的交通拥堵。
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疏解应从城市功能疏解入手，采取措施鼓励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迁移。对于向新城搬迁的单位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而对于在中心城区的行政机构和医院、学校、科研等事业单位则采取适当限制发展的措施，如限制医院在中心城市改建扩建、限制学校扩大招生规模等。行政机构、事业单位向新城的搬迁，不仅可以带动这些单位就业人口的迁移，也会通过功能疏解带动中心城区人口向这些新城的迁移与聚集。
要进一步疏解中心城区的人口，就需要严格抑制中心城区的开发冲动，控制中心城区的开发改造，通过控制中心城区的建设规模与容积率，保持中心城区房地产价格的适当高位，增加在中心城区的生活成本，促使企业外迁，减少中心城区的就业人口，同时，促使更多居民到新城居住置业，从而达到疏解中心城区功能与人口、缓解中心城区环境与交通压力的目的。
京津冀城市群市场化程度偏低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外向度偏低。2012年京津冀城市群出口总额占GDP比重的15.12%(其中天津市最高，为23.68%，河北省最低，为7.02%)，远远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60.44%和63.37%的水平。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京津冀城市群略高于珠三角，远低于长三角，只相当于长三角的36.95%。珠三角的产业聚集与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以市场为导向形成的;长三角的产业聚集则是在改革不断深化、政府权力下放、政府间合作日益加强、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是政府与市场密切结合的产物。京津冀城市群的市场化程度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产业聚集与发展更多的是政府主导下以行政规划的方式形成的，行政垄断色彩较浓。
从智慧化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生态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四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群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城市质量综合指数，尤其科技文化与智慧化水平，北京优势明确，且高于上海、天津，而上海信息化指数高于北京、天津。京津冀城市群内，首位城市北京的城市质量综合指数最高，在城市智慧化水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可持续等方面指数均高于群内其他城市;天津的城市质量综合指数以及智慧化水平、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数仅次于北京，高于河北省各城市。京津城际联系紧密，环绕京津两个核心城市形成了廊坊、保定、唐山、沧州等次级城市。京津冀城市群要通过加强区域规划，优化城市体系结构，优化城市功能、产业分工及人口布局，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生态宜居与城市现代化水平，并以首都新机场、城际高铁、智慧城市、京津塘廊轴带与“双城记”建设为契机，通过区域协同创新与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群的整体发展质量。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